2024-07-08 16:30:13

谢宇荣/文 作为“史界两司马”之一，司马光从不缺他家赞誉。然而，修史也不过是司马光学术思想、政治影响力的一种表达方式。苏轼为司马光撰写行状，历数其著述数种，可见他在礼学、文学、医学等学问上的成就同样熠熠生辉。那么，对司马光“政治家”身份的成长历程和历史评价，我们又从何得窥概貌？

赵冬梅著《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即以抽丝剥茧的叙事手法向我们展示出一个时代对司马光个体生命的滋养塑造和形象构建，以见微知著的串联铺陈向读者呈现出群星璀璨背景下的社会交往互动，又是如何影响着时代的走向。全书完成了作者既定的任务，即呈现司马光个人的成长史、变革时代的思想交锋史和政治斗争史以及闪耀群星的互动史。

关于对司马光政治家身份的历史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是其中一种声音。作者认可这一观点，但对司马光“顽固守旧、反对改革”的价值判断却持怀疑态度。只是要为司马光辩护，便势必要揭开历史真相的面纱。然而，历史的真相或许又并非仅有一层面纱。脸谱化的评价，也可能会导致再现历史的失真。我们要做的，如作者所言，即抛开固有成见，警惕史料的记载偏向，做严谨细致的考察，如此才能窥见一个尽可能鲜活真实的司马光。

执拗的理想主义者

累世同居的涑水司马氏从“本乡贤达”发展到三代进士之后的显赫望族，凸显出了宋代士大夫文化传承的家族观念，家风的延续也造就了司马光简朴、厚道、平和、沉稳的性格基调。虽然司马光对于西晋平献王司马孚的“祖先记忆”和众多古代士大夫溯源先祖的做法一样，都有附会名人的嫌疑，但数代浸润的精神传统与家族情感已然让北宋涑水司马氏与西晋司马孚得以遥相呼应。

古人重孝。庆历四年，司马光践行孝道的方式从承欢膝下转变为显亲扬名，个人身份也逐渐从“孝子”转变为“贤臣”，而庞籍就成为了继其父亲司马池之后的司马光“职场引路人”和“官场命运共同体”。司马光为庞籍作的墓志铭，虽然因为志铭体裁的“虚美”叙事方式和其本人对庞籍所带有的个人“滤镜”，为我们评价庞籍增添了一抹朦胧之色，但也成为我们观察司马光个体思想的一面镜子。

在现实中秉持理想，是司马光念兹在兹的人生追求。嘉祐六年，司马光接受了“同知谏院”的任命，开始践行其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的谏诤理念。嘉祐三札即展示出司马光对治国理政的理解，是其思想中最为本质的东西，以至于南宋吕中评价其“辅四朝之规模，尽见于嘉祐入对之三札。”在谏院的五载春秋，司马光上呈了一百七十多道谏书，加之苏辙制举考试风波最终归于平息，如此种种都足可见证当时政局的宽容度。嘉祐七年，司马光数次请辞知制诰之职，其中理由就有其自认才不配位的惭愧，以及对违背原则的惶恐。

庞籍离世后，司马光与王安石等人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然而，司马光的理想政治图景与当时的宋神宗和锐意激进的王安石等人的未能重合。王安石短暂的胜利，在司马光的眼里折射的是制度的崩塌和秩序的瓦解。去意已决后，司马光退居洛阳撰写史书十五年，直到饱受诟病的王安石路线亟需有所改变时，司马光才重新回归开封。然而经王安石变法的十八年，舆论也好、言路也罢，早已无法复归仁宗时期的宽容政治局面。始终坚信掌权者须“尊众兼听”的司马光注定只能眼睁睁看着宽容政治被埋葬。这种“宽容悖论”，在作者看来，一方面是“出于对宽容政治的信仰，司马光对台谏官采取了不管束的态度，放任他们恣意发声”，另一方面，在“贤君”治国理想破灭的当时，“主张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最终将倒向誓死捍卫个人立场的司马光”！

历史记忆的时效性与可靠性

说到史料的采用，则关涉到历史记忆的时效性。关于司马光的历史记忆，最鲜活、最靠谱的史料当然是宋人的记载。苏轼撰写司马温公行状，不仅记述了其受百姓爱戴的事实：“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又有皇家赠谥“文正”的至高官方评价，当然，最重要的则是苏轼本人的价值选择。如此，便有了对司马光三个维度的形象塑造。然而，任何史料的记载皆不可能呈现历史的全貌，不过是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而已。

譬如修史，司马光同时代史官孙抃“国恶不可书”的编史态度，就充分暴露出官方对历史记载的选择偏好。这一流弊让司马光颇为愤怒，因为这与其所受“秉笔直书”的理想原则背道而驰，也让他在其所关注的“宋夏战争”的史料阙载现实中恍然大悟。不过，司马光“古为今鉴”的编纂原则以及“以古讽今”的史论阐发，同样带有个人意志的倾向性。

历史记载的偏向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千古难题，但作者提出“看历史也有距离不同的各种观察尺度”的观点则可缓冲这一偏向对读者造成的认知困境。至和二年，司马光在奉命巡边后向庞籍提议在宋夏边境增修堡寨以固边防。庞籍虽已同意，但事尚未成却已失佳机，且麟州守军在断道坞与西夏军队激战后不幸惨败。事实已定，但败兵之责的归属则产生了两种声音，主要症结在于兵败是否与筑堡直接挂钩。《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取“是”，庞籍墓志铭和神道碑取“否”。这些看似都极为靠谱的史料记载，谁更接近真相？从动机而言，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司马光写在庞籍墓志铭中的文字可信度应该不低。但从大局来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择的说法也不算错。二者看似矛盾，其实却直指司马光个人在立场和原则上的纠结。同样的执拗，其在礼部任上就刘平招魂葬事件的态度上亦可一见。当然，这种执拗，出于其自小便构筑起来的家国使命感和道德追求。

对固有成见的理性思辨

作者认为，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不能做脱离特定时代背景的讨论，既不能以当今的标准苛责古人，也不能拿古人的行为为不合时宜的舆论遮羞。观之宋朝官方主流舆论和社会风气倾向，可知司马光为践行孝道申请“便亲”近仕不足为奇。儒家主张优老孝亲，“一个官员首先必须是一个孝子，然后才有可能成为皇帝的忠臣、国家的栋梁”。因此，按照“以孝治天下”的观念，皇帝和朝廷成全官员的孝道就成了宋代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

提及恩荫和科举，又有司马光在宝元元年初登科第便获得高阶的事件。由此引出的对中国古代荫补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等问题的质疑，作者指出“从现代社会伦理出发，当然是赤裸裸、明晃晃的不公平。从传统社会伦理出发，则是合情合理的”，只是荫补制度有着难以调和的弊端，那就是随着恩荫、科举这两条阶层固着和上移途径被中高层官员们极限利用，势必会对官僚体系运转的稳定性以及朝廷财政造成压力。

再如，对教育资源分配和考试制度运行过程中种种矛盾的考察，自古有之。官宦子弟与寒门学子在考试资源上的矛盾冲突，也并非都是后者时时身处劣势。诚然，纵使在考试制度完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本身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世家子弟的天然优势不会被剥夺。但是也有如陈尧佐、韩亿等当朝宰辅为平息民愤不得已而取消自家子弟录取资格的个例出现。虽不多见，但这也表明对人才培养机制的反思，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

细览《宽容与执拗》全书，作者将对“司马光是谁”的细致解读置于北宋政治文化场域之下进行观察，并坚定认识到：司马光在一以贯之的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仁宗朝时期的宽容政治，但这一愿景在哲宗初年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走向了宽容的反面。进一步放大解读范围，作者指出“在仁宗朝宽容政治培养出来的两位政治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以不同的方式，联手破坏了宽容政治。”更进一步的宏观关怀，则即“宋朝之取得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造极’成绩，只在仁宗朝，之前是积累，而这种‘造极’之势，可惜也未能长久，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政治出现法家转向，好景不再，迤逦以至金元明清，每下愈况，遂成近代之前中国之精神面貌。”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