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利达的“奇幻漂流记”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锐 站在鸿利达精密装备(中山)有限公司二楼的露天平台，正好可以一眼望见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下称“深中通道”）蜿蜒在半空中的桥身。
7月3日傍晚，经济观察网记者在现场通过电子地图实测发现，以该公司正门为起点，至中山翠亨东收费站（深中通道入口）位置的距离约为2.5公里、车程约为5分钟。当天，鸿利达集团（下称“鸿利达”）总裁特别助理梁秉然在接受记者时表示，大约十年前，公司在中山选址时并没有想到会有深中通道，更没有想到这一恢弘的“超级工程”最终会落到家门口。
他回忆称，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鸿利达需要扩大产能，但其所处的模具、塑胶制品制造已经较难在深圳取得适合的发展土地。他们需要在珠三角城市中找到可长远发展的地块自建工厂。
此前的6月30日，深中通道宣布开通试运营。据经济观察网记者了解，这一链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战略性通道，建设时间跨越七年，不仅将深圳至中山的车程由原本的2小时缩短至30分钟，也让社会各界对其会给深圳、中山乃至珠江口两岸带来的经济影响充满遐想。
鸿利达是直接感受到深中通道带来变化的公司之一。“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往返深圳、中山最好的方案，两座城市的车程从150公里直接压缩到67公里，足足少了80公里。”梁秉然说，他从深圳到中山的单程通勤时间直接从2小时缩短为50分钟，比当初深中通道规划公布时他的预期还要快大约半小时，“几乎同城化了”。
梁秉然同时表示，这条大桥给公司带来的直接利好是每年大约能降低60万元至70万元的交通成本。
不仅如此，过去36年，从“低端产业”到“高端制造”，鸿利达的生产基地从香港到深圳再到中山，从中国到东南亚以及东欧和美洲，更是一段深圳制造企业转移与重塑的奇幻漂流历程。
鸿利达向经济观察网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1988年，鸿利达模具有限公司在香港创办。随后的1993年，该公司在深圳设立首个营运基地。2023年，鸿利达位于中山的2家工厂获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专家团评审认可，已达工业4.0标准。此外，鸿利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也获认定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
转移
梁秉然说，鸿利达深圳基地的产能在2012年左右开始饱和。
据经济观察网记者了解，梁秉然前述提及的经济背景，正是2008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中提出的“双转移战略”（又称“腾笼换鸟”）。其中包括，在遵循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梯度转移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同时，珠三角地区则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
2012年9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网记录的几组数据反映了“腾笼换鸟”政策的剧烈影响：至2011年底，珠三角近3年累计淘汰关停企业72201家，平均投资额83万元。以佛山“中国建陶第一镇”南庄为例，2006年当地陶瓷行业产值是117亿元，企业75家；2010年陶瓷企业降至13家，但产值升级至128亿元。
梁秉然说，2012年至2013年，鸿利达一直在深圳周边城市寻找适合的新场地。总体而言，珠江两岸中间隔着伶仃洋，东岸产业链基础条件更好，但对公司来说，西岸则经济压力较小。
“2013年10月，我们参加了香港工业总会组织的一场中山考察团活动，当时（中山市）翠亨新区刚刚成立，周围基本还是鱼塘、香蕉地，但接待我们的人很专业，整个交流过程也很流畅。”梁秉然回忆称。
“（中山）对接我们的服务单位还特意拜访了我们深圳基地，深入了解我们的想法，一起给了很多建议和解决方案，这一点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刻的。”梁秉然说。他同时称，当时，鸿利达管理层评估也认为，中山整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在香港人心中也比较宜居，就地理位置而言，距离香港坐船大约1个半小时，去广州、深圳等周围机场的距离也差不多。
“2014年就买地了，2015年我们先在附近租了一个厂房，鼓励深圳一批骨干员工过来做先头部队、培训技术工人，因为想到新工厂的环境没有那么容易快速解决人员问题，所以提前做准备。”梁秉然说，就这样，他们完成了中山基地竣工前的两年过渡期。
梁秉然表示，差不多同一时间，他们也感觉到，上下游的合作伙伴有相似的转移动作，“（转移到）江门、中山、珠海、（佛山）顺德，（具体）和各地的产业链也有关系”。
梁秉然的感受并不是错觉。2022年9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旗下研究机构发布的《深圳市制造业迁移全景报告》（下称《报告》）对过去十年深圳市制造业发展变迁态势进行了总结。《报告》指出，珠三角地区是深圳市制造业企业外迁主要承接地。其中，整体迁移方面，有81.4%的企业迁往中山市、东莞市和广州市；局部迁移方面，有87%的企业迁往东莞市、惠州市和珠海市。
重塑
落地中山，对鸿利达而言也不容易。
梁秉然表示，2013年以后，翠亨新区的发展规划也曾发生过变化，但总体的发展方向也是高端制造业。“他们在投资强度、税收方面有经济指标，我们也有这样的发展需求，所以双方还是能达成共识，当然初期压力还是不小。”他说，每年年底，鸿利达与中山当地政府之间也有考核协议，目前考核周期已完成、通过。
“2015年到2016年，深圳到中山，最头痛的应该是交通问题。”梁秉然表示，最开始两地往返主要是依靠虎门大桥，单程大约2、3个小时，后来南沙大桥开通有所改善，再后来港珠澳大桥开通又更方便。
“深中通道太厉害了。”梁秉然多次感叹。深中通道管理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7月7日下午3时，深中通道开通后首周总车流量超过72万车次，日均车流量超10万车次。这一数据超过南沙大桥等珠江主要跨江通道开通同期的车流量。
从深圳基地到中山基地，鸿利达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鸿利达提供的资料显示，2017年，该公司中山基地第一期投入使用；2019年，第二期也投入使用，合计厂房面积72000平方米（深圳基地厂房面积28000平方米）。目前，深圳基地员工规模为400名，中山基地员工规模为1300名。
“（中山基地）第一期搬进来以后，我们开始真正转移深圳的项目过来，人员紧张的问题也随之呈现出来，我们就加大了自动化设备的投入，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转型。”梁秉然说，尽管他们在过渡时期已经组建了团队，但不足100人的队伍显然已经无法应对中山基地的运营规模，要多渠道解决人才问题，比如激励从深圳调职，招聘应届毕业生培养，机器换人等。
这场如今看来对鸿利达至关重要的智能化改革，也一定程度重塑了鸿利达深圳基地与中山基地的关系。前述《报告》指出，深圳市产业转移溢出效应突出，逐步形成深圳市与周边城市“总部+生产”的发展格局。为扩充产能，深圳市制造业企业“迁移”基本都落在深圳市的辐射半径范围内，与总部关系紧密。
但梁秉然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他表示，以公司深圳与中山的发展模式为例，并不是单纯的深圳研发+中山制造。对深圳基地而言，他们主要承接当地优势产业的制造订单，包括3C及智能技术零组件业务；中山基地反而担任集团创新研发、重大项目和生产运营总部的角色。
“研发团队一般跟着项目走，没有绝对划分，深圳、中山都有各自的优势，比如有一些改革管理、新技术应用和智能制造的试验，中山就有场地优势。”梁秉然说。他又举例称，2018年公司智能化改革项目正式启动时，公司管理层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对未来的投入回报没有太大的把握。
“当时，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给我们做前期辅导，我们选择在中山先做小范围的试验，比如先选择一条生产线、一个生产车间试点，效果好再做推广，这个过程前面几年可以说很难，公司的管理理念、团队的组建变化都很大。”梁秉然说，中山基地智能化改革试验成功后，他们再将整套方案直接复制到深圳基地。
“比较直观的是，2018年以来，我们的人员规模变化不大，但是公司业务量增长超过一倍。”梁秉然表示，去年，他也看到很多同行疫情放开后出现订单断崖下跌，生存都困难，“我们不能说有预期，但前几年一直没有停下来，不断给客户提供新方案、新技术。”
最近几年，梁秉然感受到深圳当地政府对制造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大。“2020年之前，我们深圳基地所在的周边旧改项目放缓了，政府也在持续协助做设备更新等升级转型工作。”他说。
与此同时，作为一家以出口业务为主的外贸企业，鸿利达不仅要应对国内的产业格局变化，更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
据经济观察网记者了解，2019年以来，和许多外贸企业一样，鸿利达也收到了来自国外客户释放的“设立中国以外工厂”信号。同年，鸿利达经过在东南亚市场的考察，认为他们的模具和成型工艺上的竞争力在东盟国家中具备很强的市场潜力，决定将马来西亚作为其全球化布局的首个海外公司和实习基地。
梁秉然介绍称，2020年，鸿利达槟城基地竣工并投入使用，厂房面积7000平方米，员工规模150名。“我们中山的运作模式，也直接复制到马来西亚工厂。”他说，同时，在与国外客户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他们也启动了东欧和美洲项目的前期考察。
梁秉然也表示，目前，马来西亚工厂的产能在持续提升，国外的项目也正实质性地推进中。
对于鸿利达，这场“奇幻漂流”显然仍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