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成中英先生
彭国翔
7月4日看到成中英先生过世的信息，未免错愕。因为在6月1日香港的阳明学论坛上，他在线上致辞，我刚刚闻见了他的音容。虽然很多年未见，屏幕上的成先生比我记忆中明显消瘦了很多，但是，与在他之前致辞的杜维明先生相较，成先生不仅讲得时间更长，中气似乎也更强一些。记得当时我还跟在座的陈立胜兄说，成先生母亲寿过百岁，他的基因好，得享高年应该不成问题。如今刚刚过去一个月，他竟然故去了。我感到突然，是可想而知的。
我在1980年代末的大学时代，就读到过他的《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对于他在前言中的比喻：“西方哲学如石，中国哲学如水。如何让水融化石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当时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大概一直要到2003年秋季学期，我赴夏威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之后，才在夏威夷的檀香山（Honolulu）见到他。
我在北大读书期间，便已经听到了关于成先生的一些传闻,其中不乏一些负面之词。但我历来有这样一种自觉：不要根据传闻去判断一个人。因为所有人都说好的人，也许只有圣人和乡愿两种可能。现实之中，难有圣人；都说好的人，恐怕乡愿的概率超过圣人。反之，被一些人说坏话的人，也未必就不好。因为说者用心各异，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其实是出于妒嫉。尤其是优秀的人，容易遭到庸碌之辈的嫉妒；被人背后议论，也就在所难免。这种情况之下，并不能因为有人说其坏话，就人云亦云地对其下负面的判断。古语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说得正是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自觉，即使听到过一些负面传闻，我也没有对成先生形成先入之见。不过，我2003-2004学年担任夏威夷大学的客座教授，是由于安乐哲（RogerT.Ames）教授的提名，并经夏威夷大学一个专门的学术委员会投票选出，成先生并未参与其事。加之我初出国门，各方面都需要适应，尤其是要在亚太研究院和哲学系教两门课。所以，我抵达檀香山之后，没有主动去联系成先生。倒是成先生主动联系我，并约我吃饭，我们自此才有了面对面的接触。
我和家人当时在夏威夷不开车，所以日常购物多有不便。成先生的夫人顾林玉女士非常友好，经常主动驾车带我们去Costco购物，偶尔还约我们一道外出野餐。有一两次，成先生当时已经高龄的母亲还和我们一道外出，让我见证了成先生侍奉母亲的场景。这样几次下来，我和成先生彼此就算是熟悉了起来。
记得有一次在一处游人较少的沙滩上，成先生逗我当时还不到四岁的儿子。他在问了我儿子吃不吃一些好吃的东西之后，突然问道：“亏，你吃不吃？”我儿子往常没有听过“吃亏”这样的话，不知道“亏”是什么东西，以为“亏”和前面说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是好吃的，便应声答道：“吃”，引得成先生和大家哈哈大笑。当时的情景，无论是成先生故作认真、俯身询问，还是我儿子眼睛转了两圈、用细细的童声回答的样子，至今都仍在我的眼前。
我担任的客座教授一职，除了两门课程之外，校方要求在结束之前做一场公开的学术讲座。于是，我就在我讲授的一门课程的基础之上，以该课程的名称“SpiritualandBodilyExerciseinConfucianTraditionandItsTherapeu－ticSignificance”为题，做了一场公开的演讲。安乐哲教授是我客座教授的提名人，当时和我往来最多，担任那场演讲的主持，是自然而然的。不过，成中英先生不但也全程出席了我的讲座，还在讲后向我提了至少两个问题。我在夏威夷期间，和成先生相聚的时候，自然会谈一些学术问题。具体都谈了哪些，可惜如今已不复记忆。但是，那场讲座他全程出席且向我提问的一幕，我至今仍有印象。
结束夏威夷的客座前夕，我曾邀请成先生夫妇到我的住处晚餐。也许是白天他太累了，聊着聊着，我突然发现成先生好像靠在沙发椅上睡着了，甚至还发出轻微的鼾声。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已经入睡，便试着叫了他两声。结果他一下子抬起眼皮，显然是从睡梦中乍醒的样子。而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虽然刚才一度确乎进入了睡眠状态，但醒来之后，立刻继续我们之前的谈话，居然并没有忘记我们刚才所谈的内容和主题。这一点，似非常人所能。所以当时的一幕，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夏威夷之后，我和成先生就算认识了。成先生的夫人顾老师当初经常开车带我们去购买食物和日常用品，省去了我们交通的不便。这一点，我们始终记得也心怀感激。因此，只要他们夫妇到北京并事先告诉我，我人也在北京的话，就一定和家人请他们吃饭。不过，彼此能以这种方式见面的机会，毕竟不太多。我后来与成先生见面，反倒是在一些学术会议的场合。
如今记忆中留存的，有两次会议上的相遇。一次是2007年5月底6月初在浸会大学举办的“当代语境下的儒耶对谈：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另一次是2012年7月在德国小城Tutzing举办的以“FoundationofReasonandMorality:APhilosophicalDialoguebe－tweenChineseandGermanPhiloso－phy”为题的学术会议。
我之所以特别记得2007年浸会大学那次会议上的成先生，是因为会上发生的一幕。当时刘述先先生和成先生同场，由于看法不同，两人之间有些讨论。成先生便说：“述先和我本来都是方（东美）先生门下，但是后来述先受牟（宗三）先生影响较大，跑到牟门去了。”刘先生听了很不高兴，立刻回应道：“什么方门、牟门，都是些很庸俗的讲法！”当时刘先生的表情和语气，至今依稀眼前。在我的印象中，刘先生的愠色如此溢于言表，还是很罕见的。当时会场的气氛，似乎一下子凝固了起来。
不过，2016年刘先生过世时，成先生撰写的回忆和纪念文章，却是非常生动感人。我清楚地记得，余师母在读了中文大学出版的纪念刘先生的文集之后，曾在电话里对我说：“成中英和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有血有肉，不是那种官样文章。”对于成先生的文章，余师母能说出那样的话，显然不是虚誉。而我读了成先生的那篇文章之后，和余师母的感受是一样的。事实上，在我看来，那本纪念文集中最有真情实感而令人感动的，除了余先生的文章之外，应该就是成中英先生的那篇了。由此可见，他并没有因为2007年那次会议上刘先生的不悦，而从此对刘先生心生芥蒂。这一点，恐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2012年德国Tutzing的那次会议，是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我当年6月至8月恰好在哥廷根的马普所访问，不需要长途往返，所以当国际儒联发出邀请时，我就接受了。不过，在会前儒联提供的与会者名单中，中国学者有张学智、杨国荣、郭齐勇等几位先生，成中英先生并不在与会者之列。我还记得，由于个人行程的缘故，我提前一晚到达了Tutzing。次日一早，我打开房门，赫然看到走廊里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仔细一看，竟然是成中英先生。因为与会者名单中本来没有成先生，在那个地方突然看到他，实在不能不让我感到意外。不过，成先生喜欢参加形形色色的学术会议，甚至常有在主办方没有邀请他的情况下，主动要求主办方邀请他，这在学界似乎也已是广为人知之事了。
当然，成先生参加会议并不是“赶场子”。像有些人那样，自己发言之前不来，自己发言之后即走，完全独白，其实是失去了从别人的发言中取益的机会。印象中学界同行不止一人说过：“有成中英参会，不会冷场子。”至少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此言不虚。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成先生与会，他总能够非常认真地聆听别人的发言，非常认真地提问、回应和评论。这应该是他在学问上非常投入和认真的反映。
除了喜欢开会甚至主动要求别人邀请他与会之外，成中英先生找人的本领，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很早之前便曾不止一次听到陈来先生说：“成中英很会找人，不管你在哪里，他总有办法找到你。”这一点，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
2010年春季学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住在崇基的宿舍。有一天晚上，住处的电话突然响起。接起来一听，竟然是成先生。我不免大吃一惊，因为之前很久没有和他联系了，更没有告诉过他我那时在港中大客座。至于他是如何得知我住处的电话，至今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还记得电话里他说自己在香港，明日离开，要我明日一早去和他一道早餐。他说的那个地方距离中大较远，加之我次日还要授课，实在无法满足他的愿望。所以，那次我们没有能够见面。
印象中我最后一次和成中英先生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已经由清华转任北大人文高等研究院了。还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我正要去接放学的孩子，刚出高研院的大门，就看到了正往高研院门口走来的成先生。本来我的时间已经很紧，再晚的话，孩子就得在小学校门口等待。但既然看到了成先生，我便迎上去打招呼。寒暄几句之后，成先生告诉我，他是收到高研院的邀请前来的。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事先并未接到通知说成先生会来访。不过，既然见到他，我未加思索就把他迎进了大门。我因得去接孩子，不能久留。带他四处参观了一下，送他到客厅小坐之后，我便准备起身告辞。不料他突然发怒，冲我大声说道：“你不要忘了本。”听闻此言，我当下怔住。这句不知从何说起的话，实在出人意料、莫名其妙，让我无言以对。加之时间紧迫，不能耽误接孩子，于是我不由分说便离开了。走的时候，匆匆一瞥之下，我才意识到，当时的高研院除了我俩之外竟然空无一人。
成先生的话毫无来由，我听了在情绪上自然不能毫无反应。但是，稍加思索，我立刻恍然大悟。原来，他这是在“迁怒”于我。成先生既然是受邀来访，却无专人接待。他感到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结果发作失态，竟至迁怒于人，也是情有可原。想到这一点，我虽仍在赶往孩子学校的路上，心下已经释然，不再对他的无端之词有任何的不快。代之而起的，却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慨。只是不知道成先生事后，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言语的不当。
北大高研院的那次偶遇，具体时间已经不复记忆，但从那次偶遇到今年6月1日在线上看到他，至少已过去了十一年的时间。也许因为在此期间我们没有再见过面，线上乍见消瘦憔悴的成先生，与记忆中昔日的印象大相径庭，竟有恍如隔世之感。更没想到的是，6月1日在线上看到他，竟成永诀。一时之间，昔日的片段不免浮上脑海，一些曾有的感触也再次涌上心头。
成中英先生虽然师承20世纪分析哲学的大师蒯因（W.V.Quine，1908—2000）并获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博士学位，且一直在海内外弘扬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也广为人知。但是，他既未身居美国名校的要津，更不掌握足以施惠于人的资源。因此，尽管成先生和中国大陆的学界也往来密切，对于一些喜欢趋炎附势的人来说，他却并非他们争相与之结交和攀附的对象。如此一来，成先生所到之处，便未必总能受到那种“众星捧月”的对待。如果成先生并不将这一点放在心上，倒也无妨。因为对于专心学术的学人来说，“众星捧月”不过是一种“虚荣”，未见得是“享受”，更不会是追求的目标。可惜的是，对于常在国内享受“众星捧月”待遇的海外学人，尤其是和自己在年资、专业等方面共同点较多者，成先生似乎未能免除与之“竞胜”之心。在这种心理之下，过多地参加各种活动，尤其是一些不必参加的活动，久而久之，恐怕不能不消耗他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给他的身心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不然的话，成先生的学术造诣应该会更高。这一点，是很令人惋惜的。
成先生在专业的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训练方面，在其同代的华人学者之中，应该是公认的一流。我还记得，在2005年9月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上，蔡仁厚、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四位先生一道，受邀担任大会的主题发言人。这几位先生能够同台发言，是非常难得的。记得当时我和陈来先生一道坐在台下听讲，陈先生对我说：“成中英的哲学训练在这几位中是最好的，最有可能做出系统性的建构。”前几天看到杨国荣教授纪念成先生的文章，他也认为“在诸多的海外学者中，成中英先生在哲学领域确实属佼佼者”，并为其未能完成“本体诠释学”的系统建构而惋惜。由此可见，认为成先生哲学训练最好，最应该有其系统性的哲学理论建构，至少在专业中国哲学的一流学者之中，早已是共识了。也正因此，成先生虽然著述颇丰，但辞世之前未能向学界提供最能够反映其系统哲学建构的著作，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如果成先生能够不那么有“竞胜”之心，不那么在意世态的“炎”与“凉”，不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一些无谓的人与事上，甚至由此造成不必要的纠纷，而是在夏威夷那个“世外桃源”享受难得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相信在“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状态下，他的自然生命不但能够更长，或许像他母亲一样寿过百岁；他的系统哲学建构也会以更为广大精微的面目示人，而不是终成大家的期待与遗憾了。据悉，他好像是因为参加5月24—31日的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感染了病毒而最终不治的。如此说来，他6月1日为阳明学会议在线致辞时，多半已在感染的状态。大庭广众、觥筹交错的场合，交流的不仅是思想，也有病毒。如果已经要坐在轮椅上才能行动的他不去参会，是否能躲过此劫呢？无奈的是，人各有其气性，虽圣人也不能免，否则，明睿所照如象山、龙溪，便不会有“千圣同堂而坐，其议论作为，必不能尽同”的话了。圣人尚且为气禀所限，何况芸芸众生？成中英先生如果能够那样，恐怕也就不是现实中真实的他了。写到这里，不禁为之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