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九岁被猥亵女童得到了救助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9岁女童在病房被猥亵之后》这篇报道的线索,源于餐桌上的闲聊。
那是9月7日晚上,我在上海参加罕见病高峰论坛期间,遇到心理咨询师陈倩。这位咨询师每年在这个论坛为罕见病患者开展心理工作坊,也常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陈倩向我提起陆梅,一位不幸的母亲——
她和丈夫失去了联系,独自照顾三个患有肾病的女儿;
她在今年初被诊断出脑部疾病;
她一年前带女儿们从西部到上海看病,钱花光了,现在带着女儿们住在门诊大厅;
在门诊住久了,小女儿头上长了虱子。就在9月7日白天,她带女儿去酒店洗澡,却踩水摔伤,需要卧床一月,她不知道要怎么继续照顾好女儿们……
我正感慨,为何不幸都集中在了这母女四人身上。
陈倩继续说起,更严重的是,陆梅的大女儿小羽在病房里被患有肺腺癌的老人猥亵。案发后,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已经十一个月没洗过澡了。施害者却被免于起诉了。
9月9日早晨,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角落的长椅区,我见到了陆梅一家。
陆梅双脚戴着固定器,一瘸一拐地和我打招呼。她身后,小羽瘫坐在轮椅上,剃光了头发,拉起围巾盖住头脸。二女儿比小羽小一岁,也剃了光头——她不想让姐姐显得不一样。三岁的小女儿正天真,在医院跑来跑去,看什么都新鲜。
和陆梅聊起一年前发生的悲剧时,二女儿牵着妹妹,陪在小羽轮椅边,我们坐到对面,隔着一个能看见小羽却不会被听见谈话声的距离。听完讲述后,我和陆梅去了案发的病房。
我感到,在这场悲剧中,陆梅似乎已经做了一个母亲所能做的全部。
她第一时间安抚女儿,保留证据,报警,要求换病房,带女儿看精神科,寻求医院社工部帮助,也求助了心理咨询师。案发前,她有对女儿进行必要的性教育,案发后,在女儿自责时,她也总是安慰:“你没做错任何事情。”
即使如此,猥亵和随之而来的心理创伤还是发生了,如同千千万万的性侵害案件一般。
来上海前,小羽和二女儿虽然常因生病缺课,但品学兼优。现在,小羽几乎无法与人交流了,二女儿也被迫中断了学业。采访间隙,我和两个小女儿有短暂的相处,她们和同龄孩子一样,想看动画片,爱吃零食,喜欢玩具,不过已经很久没能看到、吃到、玩到了。她们喜欢小动物,医院的流浪猫是她们的朋友。
整个中秋节假期,我常在写稿间隙收到陆梅的消息:小羽发烧了,小羽送了急诊,小羽哭了,二女儿关节痛,二女儿打针了……她没有钱,也想不到办法了。
我为她化名“陆梅”——她似乎已经“没路可走”了。
现实比我想象中要乐观。9月18日报道发出后,在各平台评论区,在报社邮箱里,许多网友询问如何能帮助她们。在真实世界里,一些慈善组织加入了对她们的救助行动中。
9月19日晚上10点,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将报道转到朋友圈并发文:“谁有相应的资源可以支持?这种情况不是短期的经济帮助可以解决的,需要长期的跟进。”
一小时内,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秘书长刘正琛回复她:“找我吧。”
几分钟后,一个叫“帮帮9岁的她”的微信群被建了起来。除了崔澜馨、刘正琛,我采写过程中求助过的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仇序、“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心理咨询师陈倩等人也陆续加入了群聊。
随后两天,这个群里的交流总是持续到深夜,大家希望在综合考虑心理治疗、身体治疗、稳定居所、教育陪伴的前提下,提出一个最适合小羽一家的方案。
9月21日,在评估小羽情况、征求母女四人意见后,几家慈善机构决定合力将小羽一家接到北京治疗。他们为小羽一家安排了安定的住所。除了考虑母女四人身体疾病的治疗外,他们为小羽安排了擅长PTSD治疗的女性心理咨询师。由于要长期治疗,他们也正在安排两个小女儿在幼儿园和小学插班的问题。
9月22日上午,在爱心接力下,母女四人搭上了高铁。在列车终点站北京,一间酒店式公寓为她们敞着大门,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医生也为帮助她们做好了准备。在医院门诊长椅上长达一月的漂泊结束了。
9月22日晚上,我收到二女儿发来的语音:“姐姐,我们到北京啦,已经安顿好啦。”
紧接着,是陆梅发来的一段15秒视频,那是在新家录制的。小羽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几位志愿者坐在一旁,在她们周围,三岁小女儿雀跃着——终于能看上动画片啦。
9月24日下午,我在新家见到了小羽,她从昏睡中醒来,小声对妈妈说:“我想吃葡萄干。”
陆梅喜极而泣——这是小羽出事后,第一次开口提需求。